[25] 参见龙宗智：《转型期的法治与司法政策》，《法商研究》2007年第2期。
{22}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就指出，所有形式的腐败……都减少对权利的享有并阻碍了国家实施人权特别是经济和社会文化权利的能力。例如，如果诉讼的某一当事方向法官行贿，这将直接导致另一当事方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被直接侵犯的后果。
{13}因此，一旦发生司法腐败，不仅有关个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会受到侵犯，而且由于司法救济是国家履行其针对人权承担的救济义务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司法腐败意味着当任何人权受到侵犯时，受害者都有可能得不到有效的救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2条第1款规定，该公约缔约国承担尽其资源能力所及，……采取种种步骤，务期以所有适当方法，……逐渐使本公约所确认之各种权利完全实现。有时，腐败必然导致对人权的损害。实际上，腐败不仅仅是贫穷的结果，而且也是贫穷的原因。[2]（P8）受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下设的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委托，就腐败如何影响所有人权特别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落实和享有问题编写工作文件的克里斯蒂·姆博努女士也指出，腐败对一国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后果可能非常巨大。
其次，腐败损害人权也意味着损害国家履行其尊重、保证和实现人权的义务的能力。另一种情形是，腐败导致有权者无法享有其权利。而美国信奉个人主义、机会均等和自由竞争为立国之本，所以从来都是反垄断的。
经济法与民商法和行政法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而奠定了经济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民法与经济法分别是这种混合经济的两个方面的必然产物和法律表现，混合经济的内在统一性决定了民法与经济法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并且必须相互配合。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法学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社会的演进以及由此所导致的法律变迁大体上呈以下发展趋势：在自然经济阶段，行政权力支配一切，在这种情况下，诸法合体，以‘行为主，法律主要是行政法，行政法包罗一切，几乎不存在其他真正独立的法律部门，这是法制不发达、不完善阶段。
无论是市场的限制竞争性还是盲目无序性，都会严重地影响市场经济社会健康、有序、稳定、协调、可持续地发展，必须加以反对和克服。[13][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8页。
由上述法律构成的经济法体系都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导并为其服务，体现出鲜明的社会主义特色，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方面的社会主义特色。可以说，没有国家干预，就没有经济法。其中，经济法一词是1755年摩莱里在其名著《自然法典》中提出的。[2]张维迎：《中国：政府管制的特殊成因》，《21世纪经济报道》，2001年3月12日。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市场经济有不同的模式，如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日本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对于都不完善的市场与国家来说，使自身完善的最好办法就是相互包容、密切配合、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宪法》第7条）。[13]所以，那种认为行政法就是调整行政关系的说法是简单化的、不准确的，不能笼统地这么认为。
另一方面，宏观调控法应以市场监管法为依归。国家的经济职能仅仅是充当夜警、仲裁员，维护商品经济自由竞争的外部秩序，这时的国家干预也尚未介入社会生产的全过程而只是凌驾于社会生产之上，这时的社会经济关系主要就是各经济主体在自由竞争中形成的平等经济协作关系。
在市场体制下，必须把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结合起来，但这种结合必须以市场调节为基础，国家干预应依存于、服务于市场调节。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
市场经济关系是十分丰富、复杂的，任何一个法律部门都不可能一统天下、包打天下，甚至不可能一法独秀、独领风骚，而必须由各法律部门密切配合，共同调整，其中，民商法、行政法和经济法是拉动市场经济发展前进的三驾马车。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行政法的核心是程序法而不是实体法，即行政法的核心就是为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规定一套法律程序。如在经济萧条时期，国家就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纵观中国经济法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中国经济法是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而发展的。[7]张守文主编：《经济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3页。正因为国家干预也会失灵，所以需要对国家干预依法予以规范，如依法规定国家干预的范围、方式和程度、等等，实现国家干预的法治化。
经济法体系的构建根据也只能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即市场监管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因此，经济法体系就是调整市场监管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的具体法律法规的逻辑化、系统化。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后，经济法就找到了立足之本。
截至2011年8月底，中国已制定经济法方面的法律60部和一大批相关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此，经济法走了不少弯路，也浪费了许多精力，但这是一个不断通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也是一个日益趋近科学真理的进程。
其逻辑是，市场失灵必然要求国家干预，国家干预一定能够弥补市场失灵，为了消除市场失灵，甚至不惜以国家干预取代市场机制。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从维护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但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完美无缺、自给自足和包办一切的，无论是市场还是国家都是如此。党的十八大报告也要求：加强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手段机制化建设。经济法是一种市场校正法，它克服市场调节所导致的弱肉强食等各种弊端，保障人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5]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国家干预的缺陷，如国家干预导致权力滥用，滋生社会腐败，侵害私人自由，妨碍市场机制，影响效率提高，等等。
历史也表明，资本原始积累在真正的历史上是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社会化的市场经济不同于过去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自然经济要求听民自便、国家无为而治。
经济法有什么样的经济理论，相应地就有什么样的经济法。但具体采取何种宏观调控模式必须根据不同时期宏观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具体情况而酌定。
[1] 随着19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出现滞胀以来，凯恩斯主义失灵了，资本主义经济学开始了对凯恩斯革命的再革命，供应学派、公共选择学派、货币主义学派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从各个角度、运用各种方法纷纷论证了这样一点：市场会失灵，但国家也会失灵，并且国家失灵比市场失灵更严重、危害更大，因此用国家干预去弥补市场失灵，不但不能弥补市场失灵反而造成更大的失灵，自此国家干预的神话破灭了。首先，中国的法律传统是大陆法系，注重法学理论研究，对探讨法的对象、法的概念、法学范畴、法的原理、法律原则、法的体系等有不竭的理论旨趣和不懈的理论追求，这与英美法系是不同的，它们更注重实用。
[16][法]阿莱克西·雅克曼、居伊·施朗斯：《经挤法》，宇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页。 六、中国特色理论 （一）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理论 中国的经济法学理论先是向苏联学习，后是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实践证明，照抄照搬的学习是不成功的。同时该法在第五章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中对此作出了具体规定。从其所含条文的内容来看，他所谓的分配法和经济法，是指在作者所设想的未来理想的公有制社会中，用以调整自然产品或人工产品的分配的法律规定。
因此，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对于经济法来说是首要的、先决的重大理论问题。中国的《反垄断法》也体现了这一特性。
这样的经济法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显著的中国特色。这是由社会经济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的。
制定和修改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广告法、价格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以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资本主义国家是在市场体制的基础上引入国家干预，但鉴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根深蒂固，它们对国家干预抱有本能的抵触情绪，一贯要求减少政府干预和放松金融监管，长期以来诺贝尔经济学奖一直授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就是明证，直至酿成本次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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